文/尉鹏

　　公安部在其官方微博“公安部打四黑除四害”上晒出了18项不该由公安机关出具的证明。那些要开具“我是我”、“我妈是我妈”类似奇葩证明的市民可要看准了，这些证明到底该哪些部门出具。

　　公安部的声明让人在看见新闻时喜出望外，认为这类的证明以后再也不需要了，但细细揣度下来，才觉得不宜高兴过早。公安部门不给开证明，并不意味着“奇葩”证明没有了市场，只是换个有关部门，证明还是要开的,只是这麻烦不再由公安局解决。

　　此次公安机关取消了一系列“你妈是你妈”、“某某人还健在”的“奇葩证明”，并明确了一系列证明的归属范畴，对证明的泛滥起到了一定的敲山震虎之效，但是证明之所以泛滥并不取决于公安局是否给开证明，而是有关部门缺少担当精神和为民服务的意识，甚至有些单位故意设置门槛，人为设计寻租空间，让名目繁多、花样百出的证明横行在社会的各个环节中。

　　取消“奇葩”证明，需要对症下药并辅以相应的实施细则。首先，对于该取消的证明一律取消，将身份证件信息由于升位而有变化的应及时补录，并早日做到信息的异地共享，从原来的一件事跑断腿，到大数据时代的信息资源共享，既方便了群众，又提高了行政机关的办事效率；对于确实需要开具证明的，应当在办事流程中明确证明应出自哪个部门，也应同相关部门进行沟通协作，避免一边要证明，而另一边不给开证明的尴尬情况出现，让百姓跑了腿还找不到办事的源头和途径。若想行政机构高效、有序的运转，责任明确和权责分明很重要。

　　公安局取消的18项证明应该是给简政放权，加强服务开了个头，有关部门还应当加快网络信息时代的信息互通，各行政单位也应当明确各证明的开具单位及开具证明的可行性和意义，增强岗位的责任担当和为人民服务的意识，杜绝权力的滥用，真正让各种证明不再奇葩，让权力回归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