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伟

　　自5月1日起，全国法院系统全面实行立案登记新举措，一个月来全国各级法院登记立案数量激增，总数已经突破了113万件，与去年同期比较增加了三成，当场登记立案率达到90%，而“民告官”的行政案件占比最高，增长221%，仅上海就增长了将近5倍。

　　立案登记改革的目标，是要使公民的基本诉讼权利得到落实，让法定的公民权利获得实实在在的司法保障。因为以往一些地方司法机关确实存在着有案不立、拖延立案等问题，一定程度上引发了民众的不满，甚至在一些地方还形成了个别群体性冲突事件。

　　其实，在各类社会治理措施和纠纷解决机制中，运用司法手段调处纠纷、缓解冲突，是最为理性和有效的选择，它可以使社会改革中的利益纠缠和矛盾纠纷，在国家法治的框架内获得缓冲与调和，最终也有利于冲突的缓解和矛盾的解决。由此，将司法措施作为化解社会矛盾及民间纠纷的主渠道，不仅十分必要，而且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也正因为这样，才迫切地需要解决“告状难”、“立案难”问题，充分保障公民诉讼权利，保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职权。

　　从以往的实际情况看，公民告状难，民告官更难，特别是一些基层法院，常常在有关部门的统筹、协调下，制定一些“土政策”，限制公民或者法人组织依法行使法律所赋予的正当诉权。而大凡引起连锁反应的“民告官”案件，相关行政机关甚至一级地方政府，大多存在明显或重大的工作失误及违法行为。所以，一地法院不受理某些行政诉讼案件的背后，常常体现出维护地方、部门利益的强大力量。加上改革之前的我国司法体制，不能保证法院在人财物等方面的真正独立，一些法院就会受到地方政府“影子”的影响，人为抬高法院受理案件的“门槛”，控制案件立案数量，把大量的“敏感”、“复杂”的案件挡在法院门外。所以，改革立案登记制度，体现的就是全面保障公民诉权的大思路，一定程度上更有利于从法院办案的工作程序上，排除外来不当干扰。

　　不过，案件登记并非等同于案件的正式受理，更不意味着有诉必审。从目前的司法实践情况看，随着立案登记制的普遍推行，公民的诉讼愿望、对案件正式受理乃至胜诉的期待进一步提升，也出现了一些诉权滥用的现象。而根据我国现行法律的规定，对违法起诉或者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诉讼案件，人民法院可以不予登记立案；即便在登记立案之后，也应当依法驳回起诉，防止诉权被滥用。而面对立案登记制实施后出现的案件数量激增及法院“案多人少”等问题，则需要通过深化司法体制、机制改革及提高诉讼效率等措施去不断予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