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爱情》制片人之一曲伟年在潘家园天雅古玩城内，手持道具炸药包，扬言引爆，造成现场秩序混乱。记者昨天获悉，因犯编造虚假恐怖信息罪，曲伟年被判处有期徒刑半年，未适用缓刑。(2月24日新京报)

　　制片人也称“出品人”，指电影或电视片的投资人，他有权决定拍摄片子的一切事务，包括投拍什么样的剧本，聘请导演、摄影师、演员和派出影片监制代表它管理摄制资金，审核拍摄经费并控制拍片的全过程。影片完成后，制片人还要向市场进行宣传和推销。也就是说，制片人是对整个片子从产生到播出负总责的人。决定着片子的命运和产生的效益。当然，这个效益不仅仅是经济效益，还包括了社会效益。

　　应该说，《乡村爱情》前几部在央视和一些省级卫视播出后，效果还是比较好的。该片展示了当代农民在新农村建设中追求爱情，追求美好幸福生活中所表现出的热情、开拓精神。镇长齐三泰鼓励招商；富起来的民营企业家王大拿愿意投资回报农村；王小蒙、赵玉田、谢永强、刘一水等等农村有志青年，立足农村的资源和产业实际，从不同领域大胆创业，为农村青年的创业带来了很多启示。可以说，片子不仅获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同时也获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这里面制片人功不可没。按理，作为《乡村爱情》的制片人，作为一个公众人物，曲伟年在电视片成功的同时，更应该严格要求自己，时刻都要注意自己的形象。然而，曲伟年在交易未果的情况下用“炸药包”威胁恐吓对方，造成现场秩序混乱。说轻一点这是强买强卖，说重一点跟恐怖分子没有什么区别。

　　不管是急需用钱，还是别的什么原因，作为一位有名的制片人，最起码的法律常识应该是有的，应该知道在古玩城内手举“炸药包”可能带来的危害。即使是“对方悔约”有错在先，也应该理性地处理问题。可以通过协商、打官司等多种途径解决纠纷。而且，曲伟年在跟别人谈生意的过程中，就把“炸药包”带在身上，说明他是有预谋的。生意不成，就采取这种极端的方法，显然与他的身份不符的。如果他脑子里有这样的思维方式，那么他在制作影视片的过程中是否也会采取一些极端的手段呢？那是有极其危害的。

　　曲伟年如果在前几部《乡村爱情》成功后，更加精益求精，不只是追求经济效益，而是追求更大的社会效益，作品肯定会受到更多民众的欢迎。遗憾的是，曲伟年却越来越放纵自己，不但作品质量不断滑坡，而且发展到了拿“炸药包”威胁恐吓别人的程度。实际上，不仅仅曲伟年这样，一些制片人由于拥有极大的权力，有了几部反响比较好的作品后，就忘掉了自己是什么人了。近年来，一些制片人、导演丑闻不断，在社会上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

　　如果曲伟年像拍摄《乡村爱情》之初那样，每做一件事，每拍一部片子都能那么投入，也就更有社会责任心，更有社会良心，也就不可能演出这种手拿“炸药包”的“苦肉计”了，也就不会把“戏”演砸了。(胡建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