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峰

　　这是一个坐落在赣西北群山深处的小山村——江西南坑村。现在，一个叫钟兆武的64岁老人成了村里唯一的居民，守护着这个据传清朝末年由浙江丽水迁来的村庄。这里，人退，野猪进。这里，年轻人进城，留守老人晚景凄凉，死在家中却无人知。(据10月29日新华网)

　　一边是城市以磁场般的魔力挤压着乡村的存在空间，乡村空心化，村落渐渐消失造就的边城；一边是城镇化的大潮裹挟着人们的幸福梦，人们进城，城市幸福指数却出现逆向选择造就的围城。甚至，在这两座城里都住着或住过我们的身，这就是我们人口城镇化过半后的现状，无法避免。

　　然而，无论你是空心村的边城人，还是人海茫茫的围城人，都可能处在困境里。边城人缺乏物质和更好的生存条件，还可能忍受与围城亲人的相思之痛，而围城人呢，表面上物质丰足，但却又带有幸福的饥渴感，这确实是当下中国存在的一道让人困惑的幸福难题。

　　不可否认，城市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毕竟丢掉锄头，虽然改变了千百年的生存模式，虽然会有镇痛或者不适感，但是顺应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到工业文明的机器大生产的趋势始终是一种进步。没错，城市增多，乡村变少，就是这种进步的表象结果，它说明这种进步是破坏性和建设性的统一，继而从侧面也提醒我们应该把破坏性的负面影响尽量妥帖化。

　　你看，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对于乡村而言，至少我们应该有办法、有措施，避免出现报道中“留守老人死在家中无人知”的状况，至少我们可以维护那些经几百年才留下来的文化景观，至少我们能让公共服务惠及任何庶民。而对于城市而言，我们也的确可以为缓解人们幸福感上不适的症状做些事情。比如，让人头疼的住房，让人纠结的交通，让人厌恶的权利折扣等等问题，我们就还没解答好，这些状况的可发展空间就还很大。

　　其实，有专家早已经指出，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从私人品匮乏转变到公共品匮乏，即公众日益增长的公共品需求同公共品供给短缺低效之间的矛盾。无论是对边城，还是对围城，它们的现状都是这种公共品供需矛盾的体现。显然，对于城市和乡村，我们无法消除二者的差异化存在，但我们应该尽力地为一种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态的培育提供条件。也就是说，我们应该先在公共品的供求和公共服务的质量上把文章做好，这样才能为使“边城”与“围城”走出困境，点和谐、幸福的题。

　　“由四川过湖南去，靠东有一条官路，这官路将近湘西边境，到了一个地方名叫茶峒的小山城时便有一溪，溪边有座白色小塔，塔下住了一户单独的人家。这人家只一个老人，一个女孩子，一只黄狗”，这是沈从文先生在其小说《边城》里的引语，“城里的人想出去，城外的人想进去”，这是钱钟书先生在其小说《围城》里说的一句话，而在当下中国，以城乡为界，在城市化的过程中，我们虽然就在写着这样的“双城记”，但我们可以让这两座城在现实里更具艺术性地兼容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