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1月10日，习近平主席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的主旨演讲中指出：“中国古人说：‘口言之，身必行之。’实现亚太更大发展，需要每个成员脚踏实地拿出行动。”

　　“口言之，身必行之”出自《墨子》，原文为：“政者，口言之，身必行之。今子口言之，而身不行，是子之身乱也。子不能治子之身，恶能治国政？”告子认为自己有能力治理国家，墨子告诉他：“从政之人，嘴巴上说的，行动一定要做到。现在你口能称道而自身却不能实行，这是你自身的矛盾。你连自己都管不好，哪里能治理国家呢？”墨子认为“言义而弗行，是犯明也”，即明知故犯。

　　把言和行(知和行)联系起来考察，作为一个人的修养品德乃至为政标准，是中华民族传统道德的重要内容之一。哲学家张岱年说：“中国哲学在本质上是知行合一的。思想学说与生活实践融成一片。中国哲人研究宇宙人生的大问题，常从生活实践出发，以反省自己的身心实践为入手处，最后又归一于实践，将理论在实践上加以验证。”关于知和行的关系，除了哪个在先哪个在后、哪个容易哪个困难等讨论内容之外，二者能否合一，即理论和实践是否能够统一，在中国思想史上是一个彻始彻终的大问题。

　　中国古代思想家大都直接投身于实践活动之中。他们普遍认为，学习理论知识不是目的，真正的目的是将所学的理论付诸实践，用于现实生活中。孔子说，“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将实践与言论的统一上升到道德的高度。因此，孔子一再对“讷于言而敏于行”的人表示欣赏，认为“巧言令色，鲜矣仁”。他主张“其身正，不令而行”，本质上即为强调政治思想首要的是统治者自身先去实践，百姓才能自觉跟从。

　　根据知和行统一的程度，荀子甚至从国家需要上区分了几个层次：“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国宝也；口不能言，身能行之，国器也；口能言之，身不能行，国用也；口言善，身行恶，国妖也。治国者，敬其宝，爱其器，任其用，除其妖。”所谓“国宝”“国器”“国用”“国妖”，就是按言与行是否一致分出的等次；最好的“国宝”是说到做到，而“国妖”则言行相悖，说一套，做一套。荀子和孔子一脉相承，都把能否处理好言行关系看作是国家政治生活极为重要的方面，并提到“治国理政”的高度去认识。

　　共产党人对知行问题也高度重视。按照《共产党宣言》所说，“共产党人的理论原理”不过是“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的一般表述”，破除了所有制中占有观念的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由“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变为“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理论的彻底性和实践的革命性才真正统一起来。列宁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行动。”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就是要通过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亦即知和行的关系，把知和行的矛盾放到二者的相互运动中去解决。他提出：“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反过来说，只有合乎这一标准，我们的“言论行动”才有可能统一起来。邓小平同志说：“共产党人干事业，一靠真理的力量，二靠人格的力量。”同样如此，“干事业”成功的背后是言语之“真”，真切之“言”与美好之“行”是一致的。

　　墨子的“政者，口言之，身必行之”和孔子的“为政以德”、老子的“以正治国”，都是一个道理。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中，领导、管理、治理，从来都是自正正人，身教为先，言教次之。现实中，部分官员言行不一，台上台下、人前人后，存在“两面人”的现象，只能被理解是“为什么人”的宗旨和目标发生了偏转，“利益”之天平倒向了自身，动机之“矢”方向迷失。重新校正，就要找回“初心”。近几届党的领导人上任之初，带领主要班子成员到西柏坡，去“一大”会址，到南湖看“红船”，其意不言而喻。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知行合一，行胜于言”，值得深思。如果“言义而弗行”，当下失去的是民信，最终失去的是民心。

　　“口言之，身必行之”不只适用于内政，也适用于外交。习近平主席在国际场合的演讲中提到这一古训，另有深意。我们注意到，国际间往往由于缺乏强有力的制约，一些表态流于言辞，行动落实很困难。特别是有些国家抱着实用主义的态度，管它什么国际原则和国际正义，自我言行相悖，一切唯利益马首是瞻，搞双重甚至多重标准。这种“短视”的做法损害了互信，造成国际大家庭的不团结。我们同在一个地球上，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各国拿出切实的行动。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中指出的那样：“只要各方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一起来规划，一起来实践，一点一滴坚持努力，日积月累不懈奋斗，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就一定能够实现。”

　　(作者：朱康有，系国防大学教授、中国实学研究会副会长)